答卷

去年国务院各部门全年取消和下放246项行政审批事项，本届政府减少1/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

提法

此前，用政府“减法”换市场“加法”的提法已广为人知。“加法”到“乘法”的一字之差，已经表明简政放权需要进入新层次

症结

政府何以迟迟不愿“放权”?原因不外乎两个。

一是政府并非不知权力可以释放，但由于事关部门利益，一旦牵涉跨部门的政府权力，找到“先退出的一家”就往往变得异常艰难，政府部门间的壁垒和利益保护还远没有消除

二是不少政府部门依然难以摆脱的“忧心”心态。很多时候，政府依然不放心企业和市场，担心放开了会乱

“大道至简，有权不可任性。”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，被迅速广为流传。

“金句”背后，是对政府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明确需求，其代表正是以“简政放权”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

早在2013年本届政府任期之初，呼吁政府“简政放权”的声音就已不绝于耳，并被政府作为面向社会的公开承诺;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后，政府简政放权，更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。

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一份超预期答卷：去年国务院各部门全年取消和下放246项行政审批事项;本届政府减少1/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。

同时，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呼声，以及对简政放权内涵的要求，都在持续加强。政府工作报告将“加大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改革力度”作为今年改革任务之首，并首次强调“放管结合”表述，已经暗示出简政放权进入“2.0时代”后的新需求。

从“加法”到“乘法”

放权必须真正到位

在要求所有政府审批事项都要“简化程序、明确时限”后，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一处特别的表述：用政府权力的“减法”，换取市场活力的“乘法”。

此前，“用政府‘减法’换市场‘加法’”的提法已广为人知。在花蓓代表看来，“加法”到“乘法”的一字之差，已经表明简政放权需要进入新层次。

“政府放权与市场活力之间已经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，你放掉一项，我起来一个，”她说，“简政放权要为经济社会活力带来几何级数式增长，前提是放权必须真正放到位。”

从2013年到2015年，花蓓代表连续三年带到人代会上的建议，均关于简政放权。2013年，其从相对宏观层面指出政府权力需要“瘦身塑形”;2014年，建议则聚焦到具体切口：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。

就在当年年初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，要全面清理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。花蓓注意到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，“全面清理取消”变成了“全部取消”。

“一方面能看到政府的决心，另一方面也说明，去年一年并没有把非行政许可审批清除。”花蓓说。游离于行政许可法外的这些审批事项并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，而一旦国务院层面对非行政许可性审批留出一个小口子，向下到县市、乡镇层级，这类审批会层层加码，并出现数不胜数的隐形审批行为。

在其今年提出的建议中，继续“消除残留”被列在首位。“前期的大力度并不意味着后期可以放松，”花蓓说，“剩余的审批事项还有没有继续取消下放的空间?表面权力下放背后的隐形权力有没有解决?这是新一轮简政放权的要害。”

政府“不放”市场?

管得太细未必管好

事实上，尽管各类行政审批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缩减，但即便在最高层面，政府放权也并未完全到位。

“至少目前，政府对市场还存在管得太细的问题，以及既没有管对、也没有管好的问题。”邵志清代表说，长期以来，政府把各种项目工程一手抓，但所需的决策时间长、程序多、效率低，而市场往往瞬息万变，“等政府决策完了，市场也没了”。

王霞代表去年随其所在的华谊集团前往海外发债，全过程令其感到与国内的明显差异：在新加坡等地，企业找到评级机构进行评级，而后即直接面对投资者，通过路演等讲清自身的竞争力、发展空间、偿付能力等等。除最后按规定缴付一定的管理金外，全程没有任何政府痕迹。而在国内，企业发行债券首先要面对的却是政府：企业债归发改委管，公司债归证监会管，短融中票归央行管。

这一对比，被其视为时下大批企业同政府关系的缩影：“作为企业，你应该去说服市场，但我们往往要先说服政府。这已经背离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”

政府何以迟迟不愿“放权”?在王霞看来，原因不外乎两个。一是政府并非不知权力可以释放，但由于事关部门利益，一旦牵涉跨部门的政府权力，找到“先退出的一家”就往往变得异常艰难，“政府部门间的壁垒和利益保护还远没有消除”。

二是不少政府部门依然难以摆脱的“忧心”心态。“很多时候，政府依然不放心企业和市场，担心放开了会乱，”王霞说，“但如果有好的监管，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?”

“减量”转向“提质”

监管不是整天抽查

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精神，政府审批权进一步减少将是大势所趋。报告同时提出，政府要制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，并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，以明确政府权力边界。花蓓代表就此表示，“三张清单”的适用面还可以更高，“中央政府各部委应当尽快明确这些清单，不然整体性的政府权力清单体系将有很大的缺失。”

而在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外，报告同样强调“法定职责必须为”，体现“放”与“管”的并置。同时，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”的表述，亦是一大亮点。

“这意味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着力点在慢慢地转移，”花蓓说，“初期重心是量的减少，现在除了减量，更要注重监管质量的提升。”

她与邵志清代表均就加强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进行了具体呼吁。邵志清强调，事中事后监管并不像有人误以为的那样增加了新的管理事项，“政府不是要整天抽查，而是要用科学手段来分析、评估、分类，在管理过程中加强服务。”

在其看来，该放的放开，绝不意味着政府就此做“甩手掌柜”。其举产学研用结合的例子称，科研人员专注研发，市场意识不强;企业知道市场在哪里，但研发能力不强。双方之间缺的就是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找到技术提供方的社会组织、第三方机构。“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培育。”

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，要健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一张网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并建立信息共享交换平台。邵志清表示，这已对简政放权后政府的“强身”提出要求。“比如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为了防患于未然，其支撑就是大数据，那就需要政府学会在制度科学设计的基础上结合先进技术，从而更好地履行职能。”